天津中医文化历史悠久。明代天津卫人郭先生，“博学隐遁，卖药市间，人故以是称之”；天津卫生员王珠，博学好施。清康熙年，蓟县曹鼎望精医术，辑《医方捷效》。天津洪天锡，精研医理，撰《补注瘟疫论》等，乾隆四十九年(1784)洪氏晚翠堂刻本，时人诗赞曰：“沽上群推晚翠堂，名医济世注青囊。”雍正九年(1731)，在天津县西设“医学”。光绪年间，天津建多家义社，救济、施药。邑廪生寇兰皋，精通医术，著《痧症传信方》，设立“延生社”，施医药。光绪十三年(1887)，高思敏由江阴客津，在城西曾公祠建“养病院”；庚子后，于西门内设“同仁医社”，为外科医长，著有《高憩云外科十种》。

　　二鸦以后，西医传入天津，但中医并没有被替代。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西医药学是医科专门课程，将中医学排斥于教育之外。1929年2月26日，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但中医文化深深植根群众之中，政令越排斥，中医越兴盛；越废止，中医越发展。

　　民国时期，中医士剧增。1930年《天津志略》记载有名有姓、有地址的中医士704人，覆盖了全市；还记载了中药14种。中医教育也有开展，盐山人张锡纯(1860-1933)，时称“医林四大家”，晚年居天津东门内，设“国医函授学校”传授医术，著有《衷中参西录》，汇集医集124例。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市有中医大夫1294人，皆为个人开业，或在药店坐堂行医，只凭“三个指头、一个枕头”的诊病方法；中医处于无医院、无病床、无学校的“三无”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的真正春天到来了。1952年，天津市卫生局颁布了《天津市联合诊所管理办法》，个体中医参加联合诊所者日益增多。至1954年中医联合诊所发展到80多个。很多联合诊所申办成为公立区、街卫生院。1954年10月，在和平区建设路建立了第一个国办天津市中医门诊部，著名中医陆观虎为门诊部主任，医务人员82人。陆氏是江苏吴县人，名医后裔，专精中医妇科、内科，拥有“南派”之长。身后弟子集其临床病例为《陆观虎医案》传世。1955年12月18日，以中医门诊部为基础，建立了天津市立中医医院，地址在和平区多伦道，郭沫若题写了院牌，陆观虎和赵寄凡为正副院长。赵寄凡早年从父和老中医学医，为天津著名中医。对伤寒三阴证颇有研究，临床擅用《伤寒论》方，有“经方派”之称。著有《矽肺病人的脉象初步探讨》、《经方与时方的看法》，与陆观虎合著《小儿上呼吸道感染(咳喘)中医治疗初步总结》。

　　1958年天津中医学院成立，中医医院改为中医学院附属医院。1966年，天津中医学院迁至河北省。1978年，重建天津中医学院。中医医院改称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1990年12月，迁址鞍山西道新院。改革开放后，天津中医学院(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飞速发展，谱写了一个甲子的历史辉煌。清代龚自珍“远志真看小草同”的诗句中，其“小草”、“远志”为中药材。一棵棵小草，不就是演绎着造福人们的远大志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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