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同治年间，天津有一位“奇医”，名叫王瀛洲；传说他“每拟方，无论寒暑风湿之症，均有红矾一味，病者多不敢服”。

　　时下，红矾指的是两样东西：一为化学制剂重铬酸钾；一为剧毒三氧化二砷，即俗话说的砒霜，也叫信石或红砷；这是因为过去在砒霜的提纯过程中，往往掺有少量的硫化物，使之呈现出红或红黄色的缘故。这里的红矾，当指砒霜无疑。

　　古人很早就认为，砒霜有大毒，不可口服；外用于疔毒恶疮及枯痔，间或有之。究竟王瀛洲缘何在他的处方里“均有红矾一味”，记载中没有提及，但“胆大者服之，无不圣手回春。公晋外号曰‘红矾王’”。事见戴愚庵的《沽水旧闻》。不过当代中医临床证明，对某些疑难病症的处方配伍中加入微量砷，确可保证和提高疗效。

　　王瀛洲受到患者拥戴的另一个原因是医德高尚，他以自己的高明医术，践行了“用富济贫”的义举。凡属贫苦无力之家到他那里就诊，不但不取分文，反而送给药费，“因之得活者甚众”。时间长了，“富贵之家，亦渐信之”，于是王瀛洲大幅度提高诊费，每次出诊，收银八两；但家中其他人同时看病即“附诊”，则不另收费。这八两银子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光绪初年，一个月四两白银即可养活八口之家，可见王瀛洲的润费之昂。大凡富者必多吝，于是一些富户病属便打起了“附诊”的主意，“凡戚友中人，多集一家，求‘附诊’故耳”。

　　后来，王瀛洲收了一名高徒张雨帆，倾心相授，使张“尽得其传”。孰料此人存心不良，出师后非但数典忘宗、不尽为徒之道，反与乃师尺布斗粟，争夺病家，出诊仅收银四两。一时间，张某医道大张，名震杏林；而他的这位老师却落得衰年屯蹇，门无蹄辙。王瀛洲一气之下，立志辍业，无论病家花多少钱，再也不能把这位“奇医”请出山了。

　　王瀛洲晚年得了一种怪病，终日辗转床笫，不愈不死，亦不食药。家人戚友问他为什么不给自己开个方子？王一一“笑谢之”。又有人找到张雨帆，问他何以不代师治病？张不动声色，仅答：“俟其失知觉时医之自愈。”

　　故事的结尾非常发人深思。有一天，王瀛洲果然昏迷不省人事，“张乃烹人中黄一器，将灌之，王乃以拳打翻药碗，笑曰：‘吾固知雨帆出此耳！’乃自扼其喉而死。张言：‘此症食人中黄即愈。师喜洁，故宁死不食耳。’”

　　王瀛洲彼时是否真的昏迷姑且不论，但张雨帆在乃师临终前灌以屎汤子确属无礼之至。由于王瀛洲早把张某人看得入木三分，所以方有打翻药碗，一语破的，自扼其喉之举；而张却用“师喜洁”自解，实则迷人眼目而已。得鱼忘筌，无行无德，焉能以此语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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