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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推拿科主治医师    高爽

  中医学的起源有“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等传说。原始人类在捕食、采摘等活动及伤病过程中,逐渐萌生医疗保健意识,开始积累某些植物、温热刺激、箴石刺激等对人体产生的治疗作用。随后分化出专职巫医,再后来医学从巫术宗教医学中独立出来。《黄帝内经》是巫、医分家后中医学的奠基之作,它汇集了春秋战国、秦朝、汉初的中医经验及理论,确立了传统中医学理论体系和思维模式。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社会动荡、各个诸侯国之间战事频繁,却是我国思想史上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多个思想流派呈现“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道家认为,“道”是万物之源的本体,是宇宙间万事万物遵循的自然规律和法则,任何事物都包括矛盾对立、又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同时主张“无为而治”,反对战争,“无为而治”就是顺应自然规律和法则。儒家思想主张以“仁”治国,反对战争;以“礼”处世,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仁”、“礼”治国处世,最终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中庸”。而“中庸”可以理解为“执两用中”,找到解决矛盾最适合的方式;也可以理解为采取迂回甚至是妥协的方式,尽可能达成事物内部矛盾对立、统一的动态平衡状态。春秋战国,诸侯混战,战争中任何一方的伤亡都是百姓的伤亡,因而兵家认为战争必须“唯民是保”,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战争之最上策。阴阳家则提出“五德转移”学说,认为五德相胜相克,并将五德相胜相克的理论与人世间王朝的更替变化相附会。名家剖析了一般与个别、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认识到事物的两面性。法家认为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国君必须掌握刑、德,而且刑、德必须严格执法。

  《内经》正是成书于这样一个时代。从《内经》包涵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等内容,不难看出其与道家、阴阳家、名家等流派思想的关联。《内经》以黄帝冠名,也有可能与道家尊崇黄帝为鼻祖有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统领中国文化的两千多年里,中医经方、本草、诊法、病因病机、中医学各科医术、医籍编纂、医事制度及医学教育、医案医史等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传统中医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不仅仅是单纯的医疗行为,中医更多的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统思想、为人处事的哲学,灵活地移植到了医疗实践之中。

  首先,灵活处理邪正关系,固护正气,“唯民是保”。中医认为,疾病是正气和邪气互相斗争的过程,邪正斗争的胜负决定着疾病的转归预后。中医治疗疾病的智慧就反映在如何灵活处理邪正关系上,通过中药、针灸、推拿等治疗手段对人体的干预,使邪正双方的力量对比向有利于疾病痊愈、身体健康的方向发展。疾病的临床表现复杂多变,不同患者所处疾病的发展阶段也各有不同,就像战争一样,“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时刻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而治疗疾病也需要了解邪正情势,进行战略部署,方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医首先分析人体与疾病的邪正虚实,归结为正气实邪气虚、正实邪亦实、邪气盛正气虚,或者正虚邪亦虚等几种情况,虽然扶正祛邪总的原则不变,但在具体处理邪正关系时却十分灵活、圆滑。《孙子兵法·虚实篇》:“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行避实而击虚。”正气实邪气虚,或者正实邪亦实,势必彻底祛除邪气。而对于邪气盛、正气虚,或者正虚邪亦虚,绝对避免滥用攻伐造成两败俱伤,避实就虚,采取绥靖的策略,一方面尽可能固护正气,“唯民是保”,另一方面制衡邪气,达成人体内部正邪对立、统一的动态平衡状态。韬光养晦,等待人体正邪势力新的变化,伺机而动,祛除邪气。例如,中医治疗肿瘤的“带瘤生存”理念,就是根据人体正常细胞(正)与低分化细胞(邪)之间的势力对比,固护正气,制衡邪气,将二者的对立转化成一种对患者存活率、生命质量最有利的平衡状态。再比如,美国“伤寒玛丽”事件,西医学从中发现了“病毒携带者”这一概念,如果从中医学视角就会发现另外一些问题:虽然伤寒杆菌是一种致病微生物,但在某些人体内部免疫细胞(正)与伤寒杆菌(邪)相安无事,是什么关键性的因素使二者由对立走向了“和平共处”?

  其次,辨证论治,目标明确,治法迂回含蓄。西医学防治疾病一向以“正面攻击”为主,比如对于恶性肿瘤的治疗,为了防止癌细胞扩散,手术治疗可能会选择病变器官的全切术,甚至对病变周围组织进行清扫。中医辨治体系是中医区别于其他医学体系的显著特点,而中医辨治体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对疾病的认识方法。辩证、联系的方法以及重视整体、重视功能等特点,决定了中医对疾病认识的独特角度,也决定了接下来的治疗,目标明确,治法迂回含蓄。治疗虚证提出“阳病治阴,阴病治阳”治法,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通过补阳来治疗阳虚不能制阴所致的虚寒证,采用补阴的方法来治疗阴虚不能制阳所致的虚热症。此外,还应用五脏相生相克的关系,《难经·六十九难》:“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虚则补生其者,实则泻其生者;“抑强扶弱”,泻其克者之强,补其被克者之弱。并且,对疾病的发展有预见性,提前采取防护措施。这在《难经·七十七难》有精彩的体现:“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又如中医藏象理论小肠功能的特殊认识,认为二便之源均来自小肠的泌别清浊,所以在治疗泄泻时创立了“利小便即所以实大便”这一治法。对于人体生理病理认识的独特思维方法,对于病证发生、演化、转归的细微观察和深刻认识,对于患病个体内在生命活动规律的精辟总结,以中国人特有的迂回、含蓄、中庸的方式顺应这些规律,进而化解病证与患病个体之间的对立关系。这是中医学理论思维体系与中国传统思想结合的产物,是中医学所特有的。

  再次,中医养生,“道法自然”、摄生防病。中医学发现了人体生命活动的自然规律,以及时间节律、空间地域、外部环境、先天禀赋、饮食、行为、情感因素等对人体生命活动的影响。传统养生一方面“道法自然”,主动顺应生命规律,对于影响因素趋利避害。《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另一方面,通过练习导引、内丹术,调整肢体活动、呼吸,调摄精神意识,动静结合,追求“形神合一”的忘我境界,清静无为,摄生防病。

  中国传统思想绵延几千年,而追本溯源则不离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思想。道家崇尚并且顺应自然规律和法则;儒家重视仁、礼、德行,处理问题中庸、含蓄;兵家分析敌我关系,避实就虚,唯民是保;等等。中医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其形成与发展自然无法脱开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笔者通过中医灵活处理邪正关系、辨证论治迂回含蓄、中医养生“道法自然”三个不同的侧面,管窥中国传统思想在中医学的映射,反映出儒家、道家、兵家等流派的思想核心无声无息地交融于中医学理论体系和思维模式之中。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文化建设专版
主 审: 于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