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向元(1905～1966年)，字觉之，号寿轩，天津市人，1929年毕业于陈泽东创办的天津私立中医传习所，后拜王跻庭、艾茂斋为师，1932年参加天津市中医考试及格，嗣后即开业行医。1954年参加天津市中医门诊部(今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前身)工作，1957年调北京中医学院，1966年9月1日去世。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医药》总编，天津市中医门诊部(今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前身)儿科主任，天津中医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兼教务主任，天津中医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史学会委员，北京中医学院医史教研组组长，儿科教研组主任，主任医师等职。

　　宋氏酷爱祖国医学史，博览群书，对祖国医学史进行深入研究，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先后刊登在天津、北京、上海等全国各中医刊物和医史杂志上，三次编写医史讲义，并于1960年编写出版了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第一版《中国医学史》教材。

　　宋氏为人耿直，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对中医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临床方脉，尤擅长儿科。

　　宋氏数10年在中医教学医疗岗位上，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尤其在钻研中国医学史方面成就卓著，造诣甚深，是我国医史学界一位有影响的专家。

　　学术思想

　　(一)治史重考证，尊古求是

　　宋氏在研究医学史中，强调要以“尊古求是”的态度对待祖国医学，并将这四字刻章印在书籍和处方笺上，作为行动的准则。

　　他认为，“对于任何相沿已久的定案，只要它有可疑之处，就必须破除迷信，重新考虑一番”。基于这种信念，宋氏考证了大量古代文献，论证发表了“王叔和生平事迹考”，“张仲景生平问题讨论”，“岐伯是什么”，“东汉以来方士与医药”，“宋元学派产生的原因”，“我国上古人们的疾病观念初探”，“仓公传与素问所引古代医籍初探”等大量文章，现仅举以下几例说明。

　　1.“王叔和生平事迹考”一般人多认为王氏曾为“晋太医令”。自从北宋林亿等校定《脉经》之后，由于《新刊王氏脉经》的自序署结着“晋太医令王叔和选”字样，于是王叔和为“晋太医令”之说，好象已成“定案”了。

　　宋氏认为，“从表面上看来，王氏曾为‘晋太医令’与否，好象没有什么重要关系，但实际上，我们果真能把王氏生平事迹搞清楚的话，不但对评价王氏在医学上的贡献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古代医学的发展真实情况的了解就会更明确一些。”“希望还他本来面目”。宋氏对王叔和生平事迹考证重点从“晋太医令”问题入手，“首先对‘晋太医令’的传说说法给以翻案，并推断王氏只是魏太医令。据此，王氏编次《伤寒论》的年代也就不是三国兵火之后’，而是魏初”。

　　2.“张仲景生平问题讨论”

　　宋氏在这一文中对张仲景的生卒年代，《伤寒杂病论》的著作时间，张仲景任长沙太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详尽考证，提出了个人的不同见解：如宋氏考证张仲景生于汉恒帝建和二年(148)至元嘉二年(151)之间；卒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之间这一点，至今仍为不少医生论著所引用。

　　3.古代医籍和上古人们疾病观念方面的考证在“仓公传与素问所引古代医籍初探”一文中，宋氏提出淳于意的学术见解和《素问》是一致的，同时论证了淳于意时代的医书内容大部分还保存在皇甫谧所看到的《素问》之中，这些考证与论述均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依据。在“我国上古人们的疾病观念初步探索”一文中，宋氏不仅从古代文献中进行考证，而且翻阅了苏联医史学家彼得罗天主编的《医学史》及考古学家的研究报告，以“无恙”相问候语为线索，研究上古人们的疾病观念，他认为“从医学史的角度来看，遵从‘恙’的同音字及其概念的转化等加以论证，认为‘无恙’这一问候语是反映我国上古的疾病观念，这种朴素的疾病观念是对‘医源于巫’的论点一个有力的批判。”

　　(二)治学严谨，一丝不苟

　　宋氏认为“研究医史的目的，在于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强调：“我们写文章最好避免主观，丢掉幻想”，“关于历史只凭幻想来任意安排是唯心的态度。”

　　特别是对一些歪曲历史的做法，毫不留情面，一针见血地给予批评。如在“评周著我国医药起源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引书的问题，也值得一提。《内经》上所说的‘古之医药，祝由而已’……严格说来，这是错误的。应该写作：《素问·移精变气论》‘古主治病，唯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绝不能擅改原文，擅改原文，那就不是引书了。还有，引用《史记·仓公传》，周写作‘齐北官司空命妇病疝气，灸其厥阴而愈。’他硬是把原文的‘即更为火齐汤以饮之，三日而疝气苦即愈’给抹去，遮人眼目，不提‘火齐汤’，好来强调‘灸’的效能。——这样不忠实的态度，实在难以令人容忍!”

　　(三)倡导中医学术革新

　　宋氏积极倡导中医学术革新，早在50年代初就曾大书疾呼：“吾国广大人民的健康是掌握在中医的手中，而中医的进步与否会直接影响全民的健康，这个问题极大，我们中医同道所负的责任也极重!”“我们应该抱着一种牺牲精神，为真理服务，为人民服务，而不必去计较目前的利益。”“中医改革的事业若由我们自己干好，总比被迫着改革觉得心情上舒服些。”“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迫切需要改革的，我们应该有时代的觉悟，我们已经落后了，不必再迟疑了，守旧不变那就是等待末日的来临。”

　　宋氏以为人民服务，提高中医学术水平为宗旨，渴求中医学术改革，并以实际行动在医疗、教学、药物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建设性意见，虽然是建国初期的语言，但在当今医学进步的时代中，其观点和建议仍不失为“新”，对于我们中医事业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将其改革的主张介绍如下：

　　1.医疗改革

　　宋氏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医疗改革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努力，才能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

　　(1)理论更新：宋氏认为：“中医的治疗技术具有很多的宝贵价值，但在中医理论方面也有值得批判加以抛弃的东西。如果弃去落后的理论及种种迷信的意识，那么理论指导实践，其治疗技术一定要大大增强的，这样对于广大群众的利益是无穷的。”

　　(2)学术争鸣：宋氏提倡“活跃学术空气，学术要民主，反对正统复古倾向”。他指出：“要允许发表不同的学术见解，大家必须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古人思想，敢于争鸣，敢于同权威人士争鸣，中医学术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东西，如果评定学术以正统思想为标准，越古越好，《伤寒论》好，《内经》更好，正统的东西谁也不可非议，那中医学术还有什么发展呢?”

　　(3)书写病历：为改进中医界业务技术，宋氏倡议大家要“学习写病历，应该不厌求详地写出真实而正确的记录”，“为改进和加强我们的业务技术，保留一些比较切实的记录，使中医学术逐渐走上科学的大道，我们应该有一种表格，以便临证应用，这对于促进中医学术的改进，掌握患者的症状作为诊断的主要依据，研究辨证提高疗效是大有益处的。”

　　(4)科学实践：宋氏主张中医医疗要在科学实验中得到提高，尤其推崇清代医学家王清任的科学态度，如在“王清任先生一百二十年祭”一文中指出：“王清任是中国医学革命的先锋，他敢于凭藉实验来纠正古人记载的错误，这是史无前例的。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是要崇拜一位偶像，而是认为在一百六十多年前，我国医家居然有这种实验精神、革命行为的人，确实值得我们学习的，我盼望今天的中医同志们，一致起来继续发扬王清任先生的精神，要从实验中锻炼我们的医疗技术。”

　　2.中药剂型改革

　　宋氏认为中药剂型改革刻不容缓，这是人民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曾于1954年1月在《新中医药杂志》发表“中药剂型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他指出：“就中药剂型而言，过去虽然我们祖先的智慧和劳动创造出来一些成就，但终由于旧社会的种种限制，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大部分的中药依旧停滞在生药原料的形态，一些炮制方法和丸散膏丹的制剂，也还是手工业的阶段，再说这些炮制和制剂，又不完全合理，以致疗效往往遭到损害”，“工人、农民服药不方便，尤以服用汤剂更感到困难，这一切都迫切地要求中药剂型的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