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　于铁成

　　中医学是科学，但更是一种文化，是灿烂的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撇开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来谈中国医学，那么最终谈论的已经是经过取舍、与历史真相大有出入的中医学。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要发扬中医的特色，而中医的特色究竟表现在哪里？我认为中医的特色就表现在其浓厚的中国文化味。

　　“文化”一词，西汉刘向在《说苑》中是这样解释的：“籍文化以教，弗改加诛。”晋朝束广微的《补亡诗由仪》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元王逢诗中也有“文化有余戎事略”的诗句。这里的“文化”实际上是指和武事相对的文治、教化，

　　即以“人文”“化成天下”之意，也就是人以其所创造的各种器具、制度、语言、行为和观念等非自然的产物来对“天下”、即人所面对的整个世界施加影响。在此意义上，文化就是人类对自然和世界的“人化”。就“文化”大的意义而言，包含了三个层面，即表层的物质文化、中层的社群文化和深层的精神文化，中医学术与这三个层面的文化密切相连，从其所使用的器物，人际关系和哲学思想都反映出了浓重的中国特色,它是适应于中国社会在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民族心理、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性和特殊需要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这样说，中国医药学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

　　一、顺应天地自然——中医文化的核心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讲一个小故事：据说周文王在取得政权以后，向商朝的老臣箕子请教治国的方略，箕子给周文王讲了鲧和禹父子治水的故事。鲧受命治理水患，采用了水来土挡的方法，即所谓“堙”的方法，到处筑堤垒堰，结果失败了，受到了处罚；大禹接替他的父亲治理水患的任务以后，向上帝请教治水的方法，上帝给了他“洪范九畴”，也就是九种方略，其中第一个就是“五行”。箕子说：“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其大意是说，鲧用“堙”的方法治水，违背了五行的特性，所以失败，大禹得到“洪范九畴”，按照五行中“水曰润下”的特性，用疏导洪水下行的特点，因势利导所以取得了成功。从这里可以说明“顺应自然”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种观念体现在中国各个方面。如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而“道法自然”，也就是说老子哲学的主线是效法自然。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也说：“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灵枢·师传篇》)所以《黄帝内经》反复强调对自然规律“顺着昌，逆者亡”。这种文化思想体现在全部中医学术思想体系之中。如中医的脏象学说，将人体五脏六腑比附五行，其中非常重要的是用五行的特性来说明五脏的功能特点，要求人们无论是养生还是治疗都要顺应脏腑特性，比如肝在五行属木，性喜条达而恶抑郁；心在五行属火，具有“炎上”的特点，等。另外在治疗上也反复强调因势利导，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又说：“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骠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写之。”无不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和谐。中医学产生于古代，孕育于传统文化土壤，一直没有从自然哲学母体中分化和独立出来，从而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和传统文化烙印。“医者，意也”典型的反映中医思维这一特质，形成了以“体验”和“感悟”为主的人文方法。在中医学理论中处处体现着“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印”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中医学所对待的患者不是单独的、个体的人，而是与自然、社会、群体构成一个整体的人。从自然、社会、群体等多维的角度来研究人体生命，并强调要与人自身所处的环境相顺应，充分体现了中医的人文特色。中医学以人文文化的形式反映科学文化的内容，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这是中医的特色之所在，也是中西医学的差异的本质。

　　二、人文哲学——构筑中医理论的基础

　　中医的理论概念和范畴多为人文概念和范畴，基本上是从文化、哲学中借用或移植而来的。如中医理论体系核心气、阴阳五行学说就是直接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中移植过来的。中医除了应用气、阴阳、五行等自然哲学理论来建构理论体系之外，还借助人们所熟知的社会文化概念来说明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如反映脏腑关系的十二官；反映药物类别的上、中、下品；反映治疗原则的滋水涵木、培土生金、釜底抽薪；反映病理的水火未济、子盗母气、木火刑金；反映脏腑功能的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药物配伍中的君臣佐使等。我们不能否认这些文化概念对于阐释中医理论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不懂得中国文化也就无法理解中医学说的内涵。也正是因为如此，成为一些人攻击中医理论不科学的口实。这些人对中医乃至东方文化的偏见，究其原因还是出于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优越感，是西方中心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具体表现。

　　中医理论是用取类比象的方法，把社会人文关系作为描述人体各脏腑组织关系的模板，从思维学的角度称这种思维方式为“取象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法的核心是以具体事物为载体，靠想象去推知抽象事理，其本质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直接推论的逻辑方法，它起源于原始时代，发展形成于《易经》。“取类比象”的思维基础是建立在“天人一体”之上的，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天象、地象、人象相类，具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关系，象同者其理也同。这种思维观念最早来源于原始人类的天人一体观，这一思维定向深刻影响和制约着中国传统哲学的起源和发展，并以天人合一的思维形式凝聚积淀在整个民族心理之中。天、地、人一体的整体思维最大特点是其模糊性的思维导向，它既有难以提供精确答案而易使人迷惑的不利的方面，也有因其极大的兼容性和适应性又可以对对象做出解释的给人方便的一面。中医学理论在其两千年的实践中，已经证实这种思维有其合理性，鞠曦在《论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及基本规律》一文中说：“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因此,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

　　三、五味调和——中医处方的艺术

　　中医一首好的处方，就是一首优美的诗歌，有着很高的艺术品位，也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诗歌的优美在于其韵律和和谐，方剂的优美在于五味的调和。中医的汤剂源自厨房，中国古代的烹饪理论和厨艺是非常丰富的。中国烹饪渊源流长，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璀璨的一支奇葩。《吕氏春秋》中有《本味篇》，记载了伊尹以“至味”说汤的故事。它的本义是说任用贤才，推行仁义之道可得天下成天子，享用人间所有美味佳肴，但在其中却保存了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烹饪理论。伊尹是周朝出身厨师的宰相，应该是厨师中的人杰。古代烹饪以“五谷”养“五脏”，餐饮中重视人体养生保健，注重各种食物的搭配，以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等阴阳调和之理性认识指导烹饪。汉代著名的医学著作《伤寒论》中的首方叫做“桂枝汤”，以这首方剂为基础，《伤寒论》化裁出许多处方来，足见其重要。桂枝汤的方药组成比较充分地反映出五味调和的理论。这个方剂由桂枝(味辛、甘)、芍药(味酸)、甘草(味甘)、生姜(味辛)、大枣(味甘)组成，按照《内经》“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的原理，酸与甘一阴一阳，起到了调和营卫的作用。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饮食五味的调和，饮食五味用之适宜，对人体则有益，若因过分偏嗜则可发生疾病。或在五脏有病之时，也应适当调整饮食五味。饮食物的五味宜忌，不仅要与食物的四气、归经相结合，还要考虑到季节变化、病情性质和身体素质，成为一种综合性的五味宜忌理论。

　　中医在处方的过程中还引用了许多兵家的思想，一些著名的医家常常把遣方用药比作兵家的调兵遣将，其中有不少战略和战术思想内涵，如“归脾汤”中用一味木香，起到了补而不滞的作用；“逍遥散”中用白术，起到了未病先防的作用，这些思想的文化内涵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先秦诸子阐述的哲理及其对事物的观察、认知与处理方法，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程式模板，不论人文伦理、艺术科学等各个方面，都毫不例外地在其规范下产生各个分支学科的观念、理论和方法。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说：“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曜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中医遣方用药是医生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具体过程，这里的每一个步骤都体现着一种文化的积淀。

　　从上述中医处方的艺术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医在处方时的思维基础是在人体出现阴阳失衡的时候，怎样通过药物的四气五味调整阴阳、补偏救弊，即如《内经》所说“谨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而现时对方剂的研究，往往是某个方子对某个病的效果，从总体思路上已经偏离了中医处方原有的意义，更没有了中医文化的味道，依然是应用西医科学技术的标准、理论、方法来衡量、检验中医的结果。

　　四、见仁见智——中西医学不同的文化视角

　　《周易·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段文字的大意是：一阴一阳互变叫做道，秉受其道的，为善；顺成其道的，为性。仁者看见道的仁便称道为仁，智者看见道的智便称道为智。百姓日用其道却不知道。所以君子之道已很少见了。这里虽然讲的是对阴阳之道站在不同角度的不同理解，然而对于人体生命之学，中、西方也是因为在不同的文化视角下，而产生的不同的理论。

　　如果用现代医学的观点来审视中医药学，中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它不能数学描述，不能实验室检验。假如这种观点成立的话，那么中医现有的理论无论如何也不能进入科学的殿堂了。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医学和发源于黄河长江的中国医学是在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仅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是而且应当是多元的，在中国文化和思维模式下产生的中医学理论，从文化基因上看，它有存在的理由和向前发展的巨大潜能，而且代表着当今科学拓展的方向。中医站在宇宙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人体生命和西医用解析的方法来研究人体生命的微观构造，在目前生命科学发展的情况下，还很难判断孰是孰非，因为现在无论西医还是中医都还没有真正揭开生命之谜。

　　我国古代思想家庄子曾经讲过这样的话：“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里所说的“至大”，可以理解为从宏观的角度发展到极限；“至小”可以理解为从微观的角度发展到极限，有意思的是无论从“至大”，还是从“至小”，最终都归结为“一”，所谓的“一”，应该是人体生命的谜底。中医和西医如果都按照自己固有的思维之路发展下去，会不会有殊途同归的结果呢？在中医现代化研究过程中，一种倾向是把本属人文文化的内容当作科学文化的内容去研究，带来了中医科研工作的盲目和混乱，中医科研不应排斥对现代技术和仪器的使用，中医更应该沿着自己宏观研究的思路运用现代技术和仪器。现代技术和仪器并不是西医的专利，但是不能在使用这些技术和仪器时，改变自身原来的视角。中医学不能成为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验证和改造的对象。

　　(本文刊登于《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