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培养中医后备人才，天津市于1957年成立中医学校，宋向元任校长，隋化民、陆观虎任副校长，中医学校和中医进修学校共用一址，中医学校除校长外工作人员大多数由中医进修学校人员组成。

　　从1956年开始，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相继建立了中医学院，我国中医教育开始步入了正规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跟上中医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好形势，我市中医界迫切希望建立一所中医学院。时任中医学校负责人的刘毅等人拟写了关于“天津市中医学院建校工作计划草案”报告，并于1958年6月9日呈送天津市公共卫生局。经公共卫生局批准建立天津中医学院。1958年6月21日，中医学校、中医研究班、中医进修学校、中医医院等单位的领导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天津中医学院院务委员会，哈荔田任主任，委员包括陆观虎、王一章、刘毅、魏永言、蒋伯鸾、赵寄凡、张洪波。7月25日天津市委决定将中医医院归属中医学院为附属医院。

　　1958年8月31日，在原“天津中医学校”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天津中医学院，校址设在天津市和平区睦南道20号，我院正式更名为“天津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承担起天津市有关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的主要任务，也为开发天津中医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作为天津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我院承担了中医学院创建后的五七班、五八班、五九班、六零班共四日八十人的临床见习、实习任务，还接受天津中医研究班学生及外地学生教学和临床见习、实习工作。

　　临床教学以门诊为主，实行“重点内科，全面巡徊”的方法，在教学实习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辨证施治能力，使学生在临床实践中把书本上的理论和临床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在临床学习中掌握中医辨证论治能力。

　　1960年，我院再次招收了第二期半工半读中医徒弟班24人，(又称二徒弟班)为专科定向培养，学制五年，二徒弟班的学员有陈晶伊、李淑瑾、孙兰荣、张百玲、徐兰十、李一卿、王广忠、董国丰、杜克礼、杜玉生、陈志华、邱德久、张广庆、方广才、杨兆刚、张玉兰、王铮、王士耕、宏树臣、杨大鹏、叶振芳、郭玉兰、王淑梅、孙承禄。1962午，为培养中药调剂人员，我院招收了中药学徒班l3名；护士分校班为我院培养护士57人，同时采取拜师学习，业余授课的方式培养医院在职人员学习中医。

　　我院还多次承担临时课堂授课任务，听课人员多达4000余人。为普及耳针疗法，我院组织专题讲座，听众包括20余个医院的500多人。正骨按摩科还远赴宁河、北戴河、延边自治区等地进行培训授课。前来我院进修的人员除本市医疗机构人员外，还包括许多兄弟省份及苏联、朝鲜等国际友人前来参观学习针灸、正骨、按摩技术。

　　(一)健全医院科室编制

　　1958年，我院为进一步加强科研工作水平，成立了中西医结合研究室，阮士怡任主任，组织开展中医科研工作。同年开设推拿科，由享誉京津的著名推拿专家胡秀章任主任，初期包括4名医生。后陆续设立按摩科、综合科。

　　1959年，医院正式成立护理部，沈珊君任护理部主任，下设内科、综合科、骨外眼儿科、建设路门诊部四个护理部，分别由于秀珍、王崇秀、黄雀影、王乃琴任护士长，后来又接收了天津市护士学校、护士助产学校的毕业生，使医院护理队伍不断扩大。

　　1960年，设立眼科，老中医王文锦、杨伟璋、李恩生为科室负责人，62年，蔡玉友、张广庆调入眼科，蔡玉友任科主任，开始开展白内障金针拨障术。

　　1961年创建外科，由骨科专家叶希贤兼任科室主任，医生包括胡慧明、周俊杰，以及第二期学徒班杜克礼、董国峰、徐兰牛、张玉兰等，聘请天津医院外科专家张雁亭为顾问，只设门诊，以治疗疮疡为主。1965年，又调入王春泰、穆云汉、杜钰生等，开设病床25张，治疗病种扩大到复杂性肛瘘、慢性窦道等，并逐步形成特色。

　　l962年，医院开辟了便民门诊，增加了竹管疗法，并在和平区成都道106号建立芒针按摩门诊部，郝建国任门诊部行政主任，芒针专家沈金山和按摩科专家胡秀章主持医疗工作，并开设60张简易病床。

　　1965年，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医院建立了制剂室，当时限于条件，基本生产工具就足一口锅，几把勺，生产简单的中药制剂。

　　医院各科室的基本情况：

　　内科由张翰卿、周肇伍、董晓初相继担任主任；妇科由顾小痴任主任；儿科由陈芝圃、李少川相继任主任；正骨科由叶希贤任主任；针灸科由王文锦任主任。高广图任X光室主任；化验室由田慧兰任主任；药房由马秉恕任主任，护理部由沈珊君任主任，傅金茹任营养科主任。建设路门诊部由王文锦、王玉(行政)任主任。

　　(二)医院管理工作逐步完善

　　中医办医院完全是新生事物，对中医医院的管理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资借鉴，用西医医院的管理模式来管理中医医院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如何管理好中医院成为医院领导的一大难题。为此1962年医院发动群众将原有制度重新加以讨论并集中修改、整理，于1963年编制了一套各级人员工作职责和各项规章制度，如《逐级医师负责制》、《门诊病历统一管理制度》、《治疗用药制度》、《三级五包护理制度》、《医护技药联系制度》等，这些制度下达并贯彻执行后，使医院各项工作逐步步入正轨，几年间，医院组织管理工作不断完善，医疗业务不断增长，实践证明只有建立有中医特色的医院管理体系才能管好中医院。

　　1962年，韩勇调入医院任党总支书记，后任党委书记，魏永言任副院长。1963年，一代名医、院长陆观虎逝世，家属将其家中近万册中医学珍善本藏书及全套红木书柜捐献给医院，现仍在使用，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1964年，崔光宇任党总支副书记，汪寿森、李英任副院长。

　　(三)中医科研工作的起步

　　1958年医院成立了中西医结合研究室，阮士怡任主任。同年，为贯彻卫生部在保定市召开的《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精神，我院积极组织全院职工，努力开展科研工作，并由顾小痴、李少川、阮士怡等人组成“科研办公室”，全面组织开展科研工作，相继研制出院内制剂“保和散”、“银翘散糖浆”等中成药制剂应用于临床。各科室医务人员密切结合临床，并不断总结经验，写出大量论文，十年来有50篇论文在全国性期刊发表，36篇在省级杂志发表。1962年，在卫生部吕炳奎司长的提倡下开展“一病一例”的研究。1963年，我院接受了中央五项科研项目：

　　1、中医中药治疗溃疡病：1964年总结了《麦门冬汤治疗胃阴虚型溃疡病l9例的疗效观察》，并以该题日在1964年11月《中医杂志》发表。1965年6月积累总结了中医中药治疗溃疡病202例(病房60例)，并写出《中医治疗202例溃疡病的初步观察》的论文，参加了溃疡病研究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学术会议。

　　2、中医中药治疗冠状动脉硬化性心绞痛的研究：两年来共积累病例150例，其中住院病人60例，并以《中医药治疗150例心绞痛临床的初步报告》参加了全国心血管会议，此后进行了药物精减，剂型改革。

　　3、中医中药治疗小儿慢性肾炎：临床以调理脾胃为主要治疗方法，两年来共积累病例50例，在水肿、尿蛋白的消除和恢复肾功能方面提高了疗效，摸索出初步经验，总结了《小儿慢性肾炎(肾病)50例临床分析及辨证论治的初步探讨》一文，参加了1965年重庆全国中医药会议，并发表于1965年11月《中医杂志》。

　　4、中医中药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的研究：在接受中医中药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研究任务后，两年中共积累观察了57例功能性子宫出血病例，临床主要辨证分为心脾气虚、肝肾亏损、气郁、血瘀四型，根据不同证型进行辨证论治和观察，临床治愈19例(占33%)好转36例(占63%)。

　　5、金针拨内障术的研究：手术治疗白内障在当时是最有效的方法，但对于合并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的患者就不能适用。为了解决病人失明的痛苦，眼科蔡玉友主任革新针具，改良手术方法，弘扬祖国医学的精华，实施金针拨内障术，显著提高了疗效，并撰写论文在天津医药杂志发表。1965年，该项目列入国家研究项日，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经验交流会，并承担了100只眼的治疗观察任务。

　　6、其他研究项目：正骨科运用按摩手法治疗腰椎间盘脱出症的研究；针刺补泻手法的实验研究；割治疗法治疗支气管哮喘的研究；腹部按摩机制的研究；灸法治疗价值的实验研究；小儿急性传染性肝炎的临床研究；针灸科刘天成利用针刺疗法治疗25例良性肿瘤(子宫肌瘤、纤维瘤、腱鞘囊肿、甲状腺瘤等)疗效显著，25例中，痊愈9例，显著进步9例，有效率达70%以上，其中多数患者为有合并症而不宜手术者。

　　7、1965年，医院成立了制剂室，在老药师侯德隆的带领下，以一把勺、一口锅的简陋条件，生产出医院第一个院内制剂——651膏，我院的制剂工作从此起步。

　　(四)积极参与天津市公共卫生工作

　　1959年，党中央提出“要以医院为中心指导地段预防保健工作”的指示，医院遂派出2、3名脱产医生到东南角卫生院协助进行预防工作，帮助地段医院建立三级网、培训红十字医士、建立卫生户口卡片。对季节性流行病进行预防投药，到工厂、学校、托儿所进行体检，经过辛勤工作，1960年我院被评为防治工作区级上游单位。

　　我院在市防疫工作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于1964年开展了防疫工作，抽调医生护士及化验员开设肠道门诊。1964年塘沽区发生“02”疫情，根据市防疫工作指挥部的要求，我院组织了防疫培训班，共培训医务人员136人，掌握彻底扑灭“02”病的“五个知识”、“五种技术”，完成南开区八万人次的防疫注射任务。

　　1965年，为贯彻6.26指示，医院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精神，多次组成“下乡医疗队”，赴河北省邢台，临城等地开展农村医疗工作，帮助解决当地缺医少药问题。医院党总支书记韩勇担任医疗队政委，张永和任教导员，石学敏在最困难的郝庄工委任队长。其间，恰遇邢台地区地震，医疗队积极参加了抗震救灾工作，赢得了广泛赞誉，天津日报为此作了专题报道。

　　(五)大力抓好中医继承工作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继承和发扬中医事业就必须有组织有计划的抢救老中医的经验，因此除系统的理论学习外，我院还采取中医传统的“名师配高徒”、“老中青三结合”、“集体授课、分头传授”等方式方法，对名老中医经验进行全面的挖掘、整理和继承。经领导指定我院第一批被指定老中医共五人，他们是：王文锦、董晓初、赵寄凡、陆观虎、李日伦。如对李日伦老中医，由柴彭年带王文廉继承，对陆观虎老中医，由邱少卿带王文仲继承，对董晓初老中医，由张希鹏和马连珍等继承，并先后从青年医师中选拔出82名中医基础理论知识扎实人员为55名造诣很深的老中医、老药工当助手，使中医药的一些绝技后继有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些学员现今多已经成为本院乃至天津市中医界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或技术中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