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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医院的调整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面对中医人才短缺的现状,迫切需要发展中医高等教育。在天津市卫生局、市委文教部的直接关怀下,1977年11月2日津党发74号文件批准由张建新、哈荔田、韩勇、赵平筹备恢复重建天津中医学院。

  1978年4月25日国务院批准重建天津中医学院,市政府将位于南开区西湖村的原河北大学的旧校址拨给中医学院作为院址。1978年6月经天津市政府批准([11978]津革发67号)天津中医学院恢复重建,我院重新划归天津中医学院,再次更名为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我院党委书记韩勇兼任中医学院党委委员。1982年,医院行政组织结构相应进行了调整,随着原党委正副书记韩勇、张俊伟的离休,组建了新领导班子,石学敏先后任院长、副院长。

  1982年,在唐山大地震中受损的多伦道93号门诊楼经过重建开诊。新门诊楼为一座四层白色建筑,实际开放面积2592平方米,多伦道205号全部设为住院部,而积3487平方米,恢复设立病床251张。新门诊楼的投入使用使医院面貌焕然一新,明显地改善了患者的就医环境,当年的日门诊量就达到2000人次,为下一个时期医院医教研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

  1979年,天津中医学院被批准成为硕士研究生培养基地,并于当年招收硕士研究生15名。阮士怡、柴彭年等成为我院首批硕士研究生导师。70年代末期在针灸科和内科成功经验的影响下,医院各学科均开始重视专科专病的科研工作,并由此带动了全院医疗、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院在科研基础力量薄弱,科研仪器匮乏的情况下,坚持以中医理沦指导科研,加人科技投入,吸收现代医学和科技手段,在提高临床疗效的基础上探索中医药机理,同时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使科研水平逐年提高。l979年,为满足专病科研的需要,我院与天津中医研究所(当时研究所挂靠在一附院)联合成立病理科,乐俊曼为负责人,开始开展临床与动物实验研究工作。

  1981年,由石学敏主任主持的“针刺治疗中风病(肭梗塞)的临床研究”和由阮士怡主任主持的“益气养阴法651丸防治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疗效观察”两项科研成果,荣获天津市科协优秀成果二等奖,这是文革后我院第一批正式的科研获奖项目。由石学敏主任主持的“脑血栓丸治疗中风”1982年通过市级鉴定。

  1982年,经市卫生局批准,医院营养室晋升为营养科,傅金茹任科室负责人,同时建立营养门诊,开始接待病人,进行营养咨询和营养配合治疗。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营养科规模不断扩大,病人由包伙制改为登记制,并根据住院病人的疾病种类,开设了多种辅助治疗膳食,有力地配合了临床医疗工作。

  外科在原疮疡、肛肠等专科的基础上,积极扩大治疗病种,先后派出张庚扬、何福山、刘宝生、陈志远等进修普外手术,他们不负众望、学成归来,在我院外科开展了一系列手术,手术范围扩大至阑尾切除、截肢、肠梗阻、肿瘤、急性胆囊炎等外科手术。

  1977午,我院受市卫生局委托,(原定与我院一个领导班子,两块牌子)成立“天津中医研究所”,选派我院刘嘉企、李光平、李兢(后任天津市中医研究院疮疡研究所所长)、王兆铭(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创始人、主任委员,风湿寒痛片发明者)等人进行具体筹建,他们在基础科研设备及基建蓝图的考查制定、人才引进、文献整理、中医病历书写规范、外科脓疡的偎脓长肉和脉诊仪的临床应用等方面做出大量工作。1978年,天津市政府([1978]津革发67号)文件批准“天津市中医研究所”归属中医学院领导。

  我院作为天津市的中医基地,是培养和锻炼人才的摇篮,很多年富力强的骨干陆续在其他单位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如戴锡孟担任了中医学院院长;赵藕善担任了天津市卫生局副局长,主管天津市的中医工作;李少川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吴炳医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韩冰担任天津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都是天津市中医界的领军人物。

  八十年代初,市卫生局组建“天津市中医医院”,我院抽调汪寿森、姜跃林、高象新、李恩生、李振声、董映雪、侯澄怀、马连珍、刘德清、许梅等十余名骨干支持中医医院的建设,成为市中医医院的技术骨干。1983年,我院受中医学院、小医学会、中西医结合会、卫生职工医学院四单位委托,选派刘嘉企赴《天津中医杂志》编辑部主持工作,负责筹建、创刊、发行,出色的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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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审: 于铁成